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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贵松:《经济诱导措施与行政法的实效性保障——以社会抚养费为分析对象》，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2期。

以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为例，我国《宪法》及我国《立法法》虽没有明确合法性审查的具体依据和要求，但均强调地方性立法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级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由此笔者认为，职权法定中的法应当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

显然，要能够发现并清理缺乏法律规范依据的行政权力，不仅应当对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地毯式集中排查，而且当出现某项行政权力同时具有不同位阶法律规范的依据时，清单在列举权力依据时须对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进行比对和选择。2.何时补充 补充意味着权力清单制度所蕴含的合法性审查功能必须在充分尊重合法性审查正式机制的前提下才能被激活，绝不可僭越或越俎代庖。也就是说，权力清单制度本身并不是合法性审查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推行权力清单制度能产生甄别法律规范合法性的实际效果，尤其是对实质法治的追求，不仅与合法性审查的效果相当，即在功能上发挥着合法性审查补充机制的作用，而且能够积极回应丰富的法治实践的现实需求，提升法治化建设水平。[19] 参见王建学：《论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平等分配》，《当代法学》2017年第2期。[19]显然，无论是我国《宪法》还是我国《立法法》，在创设我国合法性审查机制时都是建立在立法权相对集中，尤其是立法权主体层级相对较高基础上的，立法权主体的不断扩容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合法性审查机制设定时的平衡状态。

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限制机动车通行，范围太大，会影响流通，分割统一市场。[18] 有论者指出，审查机关应当具有相应的解释权才能开展相应的合法性审查，因而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只能依据其各自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对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得依据法律对提请备案的法律规范进行审查。而且，这些女性罪犯要么原本犯罪较轻，或者经过一定时间的改造，已经不具有再犯罪的危险性，对她们特赦，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女性的特殊关怀。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特赦就可以对罪犯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不具有特殊预防必要性）的事实予以肯定，这是对刑罚目的的贯彻与落实。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变化，刑法也必然发生变化。这是因为，这些犯罪的罪质严重，罪犯的再犯罪危险性大，需要继续改造。现行宪法规定的特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第一种情形，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二是第二、三、四、九类对象中，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和仍处于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不得特赦

刑法对这些犯罪的规定并无明显变化，也不需要变更判决结果。如果罪犯具有悔改表现，可以通过减刑、假释等方式处理。这是因为，这些犯罪的罪质严重，罪犯的再犯罪危险性大，需要继续改造。对第三类罪犯特赦，有利于激励创新创造，弘扬为国奉献精神。

同时，这次特赦决定也规定，对上述九类特赦对象中，具有以下5种情形之一的罪犯不予特赦：一是第二、三、四、七、八、九类对象中系贪污受贿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贩卖毒品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罪犯，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主犯，累犯的，不得特赦。二是第二、三、四、九类对象中，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和仍处于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不得特赦。作者简介：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第三种，主要是第五类。

换言之，刑法不可避免存在整齐划一的局限性。适用刑法的观念同样会发生变化，行为当时司法机关按照当时的观念认定为犯罪的，按照现在的观念可能不是犯罪。

丧偶且有未成年子女或者有身体严重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子女，确需本人抚养，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女性罪犯（第八类），由于刑法的整齐划一的规定，导致这些女性罪犯不一定符合缓刑、免予刑罚处罚的适用条件。因防卫过当或者避险过当，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第五类），之所以被特赦，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理由：其一，防卫过当、避险过当是行为人在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等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或者紧迫危险而实施防卫或者避险行为的过程中发生的，这些罪犯的特殊预防必要性原本就很小，根据刑法规定有可能免予刑罚处罚。

根据本次特赦决定予以特赦的有九类罪犯，可以概括为5种情形，都分别存在着被赦免的相应根据和理由。行刑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的人重新犯罪（特殊预防）。而且，这些罪犯原本被判处的刑期短，或者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服刑，已经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所以，对这些女性罪犯予以特赦，是对刑法整齐划一的局限性的修正。（3）对成文刑法局限性的修正。第五种，主要是第八类。

曾系现役军人并获得个人一等功以上奖励的服刑罪犯（第四类），为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做出过贡献。罪犯经过一定时期的服刑后，已经改过自新或者由于其他原因不可能再犯罪的，就没有继续服刑的必要性。

现在各国宪法、刑法都规定了赦免制度，并且在适当时期实施赦免。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第七类），因为犯罪轻微，不需要长时间服刑，或者虽然所犯罪行较重，但其可塑性强，容易改造。

（2）对罪犯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而且，这些罪犯在以往表现优异，一般来说应当是容易改过自新的人员，经过一定时期的服刑一般不会再重新犯罪。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对部分罪犯予以特赦，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赦免的代表形态之一的大赦一词，在希腊语与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忘却，原本指在更改年号等时代转机之际，忘记、赦免过去的罪行，从新启航。但是，这些罪犯却不一定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或者根据法律的规定不能减刑、假释。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9年6月30日06版。

但是，成文刑法应当是正义的文字表述，而正义是活生生的，绝不是机械化的，所以，在社会形势发生变化后，需要通过特赦来修正刑法整齐划一的局限性。进入 张明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特赦 。

被裁定假释已执行五分之一以上假释考验期的，或者被判处管制的罪犯（第九类），要么因为其有悔改表现，不具有再犯罪的危险性，要么因为其犯罪轻微，再犯罪危险性原本就较小，对他们予以特赦，也是对其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有利于促进其更好地融入家庭、回报社会。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特赦决定，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

我国1954年宪法规定了大赦与特赦制度，并将大赦的决定权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赦的决定权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大赦令与特赦令均由国家主席发布。（4）对基于刑法变化的判决效果的变更。

我国自唐代起就形成了盛世赦罪的历史传统。对他们予以特赦，是对其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第二类），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做出过贡献。因此，需要通过特赦来适当变更过去的判决结果。

即使判决存在问题，也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在国家举行重大喜庆活动期间对部分罪犯进行特赦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悠久的历史。

而且，第一类罪犯大多在八十周岁以上，基本已经丧失了犯罪能力，第二类罪犯一般也是老年人，对他们予以特赦，是对其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特赦，一般是指国家对较为特定的罪犯免除执行全部或者部分刑罚的制度。

第二种，包括第三类、第四类。对他们予以特赦，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